近来因为李训墓志的揭露，墓志中的“日本国朝臣备”是否可以视为其时身处唐朝的遣唐使留学生吉备真备、假设可以的话这一墓志又该作何了解等等，一时刻较为遭到学界的重视。而相同作为疑似吉备真备亲笔书写的墓志，而被拿出来与李训墓志作比照的，则是所谓的“杨贵氏墓志”。关于李训墓志，笔者现在不只未曾得见原件，隋唐时期的墓志研讨也非笔者所长，故不加置喙，可是关于“杨贵氏墓志”却有一些可以说的内容。以下，从“杨贵氏墓志”的具体情报开端，简略谈一些日本史中关于假文物的问题。
所谓“杨贵氏墓志”
所谓“杨贵氏墓志”，现在原件不存仅保存拓本，据传发现于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大和国宇智郡大泽村（现奈良县五条市大泽町），听说并非石制的墓志，而更接近于由黏土烧成的砖瓦，文字如下：
从五位上守右卫
士督兼行中宫亮
下道朝臣真备葬
亡妣杨贵氏之墓
天平十一年八月十
二日记
岁次己卯
墓志的面积，据现存的拓本揣度大约在长25.2cm，宽19.4cm左右，各种近世记载里对开掘地与开掘阅历的记载也较为杂乱，阅历了屡次的发掘、从头埋藏、再度发掘的流通之后，终究下落不明，现在仅以拓本的方式残存。
《杨贵氏墓志》
这份墓志的内容很简略，仅仅记载了吉备真备在天平十一年时的官职与母亲的氏名，假设只看官位，“从五位上、守右卫兵督兼行中宫亮”的确与其时的官职相符，问题在于据此墓志，则吉备真备的母亲为“杨贵氏”，我国人听到这个姓名的榜首反响自然会联想到杨贵妃，可是在天平十一年（公元739年）时不只杨玉环没有取得贵妃称谓，日本更无由取得这一信息；而假如以为这是若干年后吉备真备改葬母亲时运用从我国取得的最新常识运用的好字嘉名，又会呈现不应该运用天平十一年时官职的问题，因而只能将“杨贵氏”这一氏族名与杨贵妃的联系解说为偶然，因为“杨贵”可以读作“やぎ”也便是八木，所以得出了吉备真备的母亲是寓居于大和国宇智郡一带的八木氏的定论。如后文所述，这份墓志因为种种问题，一般日本史学界不太活跃运用它，可是最近因为李训墓志的书者是否是吉备真备的问题，这份墓志遽然被视为吉备真备传世的仅有亲笔而用来与李训墓志作比较。可是，先从定论说起，这份“杨贵氏墓志”很可能是一个典型的假文物。
在解说“杨贵氏墓志”的问题之前，先绕个远路，以圣武天皇的敕书铜板为例，简略谈一下日本的文物造假。
日本的文物造假：以圣武天皇敕书铜板为例
假如说“杨贵氏墓志”是否为假还仅仅一个悬案（究竟现在甚至连正品地点都下落不明），有一些文物则是清晰知道它并非真品，还可以揣度出假造时刻、假造办法与假造意图。可是这些物品被断定为假造，并不代表它就没有价值，反而关于造假进程的揣度自身就具有研讨的价值。在古代史研讨中，这类伪物的代表便是东大寺保藏的圣武天皇敕书铜板。
这枚圣武天皇敕书铜板双面刻有圣武天皇的敕书而得名，正面是天平胜宝五年（公元753年）的圣武天皇愿文，反面是同元年（公元748年）的水田封户施入文，篇幅所限，在此不引全文，以下仅简述其问题点。这份敕书铜板的内容早在《东大寺要录》中现已可以取得承认，可知至少在《东大寺要录》成文的12世纪初，这份铜板在东大寺内现已保有重要位置。据外表铭文所述，这是在天平五年正月十五日东大寺某塔庄重结束时奉归入塔内的，从时刻上揣度，这应当是东大寺的西塔；东大寺的西塔在承平四年（公元934年）因为落雷焚毁，尔后在天德三年（公元959年）由东大寺别当光智重修，这份铜板出生的时刻应当便是在西塔焚毁与重修之间；而这一期间，在东大寺史上特别值得注意图是其寺领庄园的开辟，特别是天德三年，这不只仅西塔重修之年，也是东大寺成功将北伊贺当地的玉泷庄收为寺领的一年，在光智提交的关于将玉泷庄寺领化的奏状中也专门着重了西塔造营的重要性，可见寺领庄园的运营与西塔重修间的相关性。而据文本比对考证，外表铭文应当是依据《延历僧录》所收愿文，参照《类聚三代格》与《续日本纪》有过必定批改，而表铭的首要内容正是在着重西塔造营是圣武天皇的敕愿与西塔作为东大寺中心的重要位置，这正为东大寺的寺领运营供给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因为西塔是圣武天皇的敕愿，在东大寺中有着极其坚定的位置，而将玉泷庄收为寺领的首要意图正是为西塔的重修供给财路；所以这份敕书呈现在这一时刻点前后，或许不能扫除机缘偶然的要素，却必须得说它的呈现正满意了东大寺的需求。
而反面的铭文，其核心内容则是圣武天皇将封户五千户、水田一万町施入东大寺，通过学界的考证，现已发现了这份愿文与国宝“平田寺敕书”、《山槐记》中所引敕书、以及《续日本纪》天平胜宝闰五月癸丑条之间的相关，刨根究底其实是东大寺方面为了其经济利益，以天平感宝元年闰五月二十日的敕书为蓝本，篡改了其间的施入物品与数量后假造的产品：本来敕书的内容粗心是圣武天皇向诸寺布施资产，奉请诸寺轮读讲说华严经以下全部经，并宣传轮读与讲经的积德行善；而通过修改后的敕书不只在着重圣武天皇向东大寺奉纳水田与封户一事，一起还着重了东大寺与国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亦即东大寺的兴衰=天下兴亡的论理，这也成了尔后东大寺在保持与扩展其寺领时所依靠的威望来历，尔后在屡次寺领论争时这一块敕书铜板重复呈现，成了东大寺方面建议其寺领的重要论据。
因为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打开介绍其假造进程与尔后对这一假造敕书的运用史，关于这份敕书铜板的更多状况可以拜见角田文卫与铃木景二等人的研讨，在此拿出这份敕书铜板的案例是为了阐明，日本史中的一些史料尽管的确归于伪物，但并不是说伪物就没有研讨价值，反而其假造原因与手法、运用阅历以及后世影响等，都是绝好的研讨目标，这次的杨贵氏墓志也是如此。
杨贵氏墓志的疑点与吉备真备之母
杨贵氏墓志如前所述，有许多可疑之处，现在日本史学界关于这份资料的运用也十分慎重，一般不会活跃运用这份资料；首要，以其时的形制而言，墓志简直不见运用这种长方形的砖瓦原料，例如太安万侣、佐伯今毛人等人的墓志，运用的都是金属制的长版；其次，“杨贵”被视为“八木”所运用的好字对音，的确“杨贵”理论上也可以读作“やぎ”，也有杨胡（亦作阳胡，阳侯等，均读为やこ）氏的案例，将“杨贵”读为“やぎ”好像也并非孤证，可是与杨胡史的用例散见于各类史猜中不同，将“八木”写作“杨贵”的案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必须得说这一读音估测十分勉强，并且刨根究底，吉备真备的父亲是否可以与八木氏通婚（吉备氏的故土在现在的冈山县邻近，而八木氏的故土据揣度在大阪府岸和田邻近）也存疑。即便两者可以通婚，吉备真备之母又为何被安葬在现在奈良县五条市当地，这样一些问题都有很大疑问未能处理，因而一般日本史学界不会自动运用这份资料，这一资料的首要运用者仅停留在当地史爱好者内部。
关于这份墓志还有别的一个疑点，那便是这份墓志呈现的时刻也十分奇妙：在这份墓志发现半年前，备我国庭濑藩藩主板仓昌信刚刚撰述了《吉备公太夫人古冢记》，以留念发现于元禄年间的、由吉备真备的父亲下道圀胜与兄弟圀依二人书写的、吉备真备祖母的藏骨器，在此之后半年不到的时刻内敏捷发现了吉备真备为母亲书写的墓志，这不知是否可以单纯用偶然来解说；江户年代呈现了很多这种来历未必清楚的资料，在运用时特别需求当心。
这类资猜中最闻名的莫过于“汉委奴国王”金印，因而这些资料也不能一概归于造假，可是“汉委奴国王”金印在发现后很长一段时刻内都有人以为它是江户年代的假造品，尔后是因为“滇王之印”等一系列其他汉印的出土，其真实性才得到了承认，而本次的“杨贵氏墓志”明显不具备这种证明其真实性的外部依据，反而有多种疑问不能无懈可击。当然，现在也没有可以清晰证明这份资料系假造的办法，因而现在来说，最合适的处理只能是暂时封存处理了。
余谈：李训墓志与“日本国朝臣备”
最终需求再次着重的是，关于李训墓志的真伪笔者暂时无力置喙，可是就现在学界提出的质疑点中，以为“日本国朝臣备”这一署名不符合其时行文标准、包含“备”字运用的是相对罕见的异体字，这些都不足以成为质疑这份墓志真伪的论据，而散见引证“杨贵氏墓志”的论说则更缺少关于这一文本自身真伪、性质的考据，相同不足以用于质疑李训墓志的真伪。
以日本史从业者的直觉来说，“朝臣备”这一自称好像并非难以了解，而要检证的办法也并不难，从现在存世的正仓院文书中寻觅各类亲笔签名，应是可行的办法之一：一般而言，在一份文书中官位、氏名都是担任书写的官员代为书写，广检官员亲笔签名的部分即可；例如，“正一位太师藤原惠美朝臣押胜”（藤原仲麻吕）中，“正一位太师藤原惠美”这些文字都是代笔，而假设有亲笔署名，“朝臣押胜”中“押胜”二字一般为亲笔自署，而“朝臣”二字好像也有亲笔自署之例，似也有只署“朝臣”而不署名之例，这部分笔者回忆不确且没有翻检，不敢下断语。可是只需找到这类用例，应当能成为“朝臣备”这一落款的旁证。
